纪录片《极地》:一定要固守住什么东西 反而是一种‘执着

2018-03-24 05:36

  纪录片《极地》在评分超过9分,赞誉一片。它不过就是拍摄了几个普普通通的藏人的生活。《极地》的监制曾海若认为,它之所以动人只是因为所有故事都在讲述一个议题——他们在认认真真地活着

  滑索上悬挂着一只缓慢移动、有些惊惶的马,滑索下面是翠绿、湍急的河流和裸露的岩石。旁边的岸上,4个男人攥着绳子,努力将马拉向岸边。

  这只马是电影放映员白玛的,他此行要到河对岸的只有8户人家的村子,去为村民放映一场电影,这条河是他的必经之路。

  运抵马匹和放映设备以后,夜晚,白玛为村民放映了一场露天电影。或许由于太难看到电影,在露天电影放映中,村民观影时的表情认真得近乎虔诚。

  这是纪录片《极地》中的一段故事。这部纪录片历时6个月拍摄完成,影片将镜头对准藏区的普通人,呈现了21个在以往西藏题材的纪录片中,难得见到的生动、真实的人物。

  不想把《极地》拍成另一个《第三极》

 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苹果社区23楼的办公室中,导演曾海若看着他写的以藏区为题材的纪录片《极地》的策划案,有些痛苦,“有一种强烈的,在重复自己的感觉”。他找来制片人胡小鹿,对她说,“我们必须另找一个人拍摄,不能再延续我的风格了。”

  这一幕发生在201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。几个月前,曾海若拍摄的藏区题材纪录片《第三极》让他备受赞誉。该纪录片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述西藏,央视4频道播出后,又在多个频道复播,豆瓣评分9.2分。该片还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买下。

  但曾海若不想将《极地》拍成另一部《第三极》,他的想法是:《第三极》更关注自然,《极地》要更关注人。此外,与《第三极》相比,《极地》中应减少背景性的信息介绍,重点放在人物故事本身。

  他在筹备《极地》策划案期间,发现自己总是不自觉地将策划越写越像《第三极》,他的个人兴趣点不断牵引他到“自然”而非“人”上。

  于是,曾海若决定另找人拍摄。他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人选是导演程工。程工拍摄的西藏题材纪录片《进藏》让他印象深刻,“其实它商业味挺浓的,有一个汽车广告的植入,但做得非常生动,里面塑造了很多个不错的人物。”曾海若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几天以后,曾海若从苹果社区驱车2小时,在北京西五环的中间艺术区见到了程工。他看到程工文着花臂、留着大胡子、包着头巾,头发扎成发髻,闪过一个念头,“这人跟我也差别太大了”。

  巧的是,这一天程工刚刚完成《进藏2》最后一部分的剪辑。在程工的工作室,曾海若看了一遍《进藏2》,曾海若觉得无论是影像风格还是叙事语言,都与自己的作品差别极大。“我做电视出身,学的是BBC那一套,但程工有很强的电影感。他身上有我一直在寻找的那种与我不同的东西。”

  他问程工有没有兴趣拍摄《极地》?“只要西藏的题材我都有兴趣。”程工说。他又问程工有没有时间,“只要是西藏的题材我都有时间。”程工回答。但曾海若没有立即把片子决定交由程工拍摄,“唯一犹豫的地方是,我觉得怎么也得再见几个导演再定吧?”曾海若回忆。

  西藏对程工有特别的意义。

  1990年,程工18岁,由于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他心理负面影响极大。父亲为了帮他渡过难关,带程工从成都沿着川藏公路徒步、搭卡车去西藏。程工如此描述这次18岁的西藏之旅带给他的影响,“很痛苦,这种痛苦完全是生理上的痛苦,痛苦之后就会特别释怀”。而他的父亲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帮助他,是因为自己18岁时也曾走过川藏公路,那是“文革”最火爆的时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西藏拯救了程工。

  几周以后,曾海若又见了两三个导演,最终决定还是由导演程工拍摄《极地》,自己担任监制。“回想起来,后来再去选择别人是没有必要的,当我第一个想到程工时,其实潜意识已经帮我做出选择。”曾海若说。

  在选取拍摄对象上,《极地》的执行导演张祎的记忆中,确定了这样一种筛选逻辑:极端环境下极致的生活方式。此外,剧组共同制定了几个大致的拍摄范围,比如拍摄能分别体现西藏与外界交流、对藏区传统的守护,以及当地年轻人面貌的内容。

  摄制组根据此前在西藏拍纪录片积累的资源,以及找作家、学者、旅行家沟通,制定出了约20个初步的拍摄对象。执行导演张祎的记忆中,最初策划的方向还是有点偏向科普性质的纪录片,“人物还有一定的标签性质”。

  此外,曾海若和程工都很喜欢法国纪录片《人类》。他们计划借鉴《人类》的形式,拍完每个人物故事以后,再对人物做一个采访,让人物对着镜头诉说他们的愿望与遗憾。这便是《极地》每集最后人物自白的想法的由来。

  介入被记录者的生活,启动故事

  2015年圣诞节的前一天,30人左右的《极地》摄制组团队飞抵拉萨。此前计划中拍摄的人物,常常因时间等原因不能顺利拍摄。因此,最初阶段,他们主要通过当地的作家、媒体人、诗人,以及有私人关系的朋友,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,平均每天见3~5个人。

  那曲的一位人类学博士,为他们介绍的第一个拍摄对象:格拉丹东雪山下的安多县,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庄中的一对夫妻。妻子卓玛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,她很害怕。父亲迪迪带着小两口在神山下点起桑烟,祈求神山的庇佑。

  在拍摄团队工作的同时,有一个4人组成的调研小组,负责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。他们的选择方式,是先按照文化、历史的角度圈定一个群体,再在其中找到最有故事的人,“像藏医、面具、木锁,仅仅是人物的载体,重要的不是载体本身,而是进入载体背后的人物”。

  比如有很多人会制作木锁,但他们唯独选择了日卡村的木锁匠人江安。江安身上能折射藏人对轮回的信仰。江安的父亲去世以后,江安曾对喇嘛发誓,再也不打铁了。钥匙由铁制作,他因此不再造锁。在当地的文化中,打铁与杀生有关。最近,江安受村民所托,给村中人换木锁,为了避免打铁,他不换钥匙,而是根据钥匙的形状,重新制作一个个锁芯。

  此外,江安还养了48头牛和25头猪,他给每个动物都起了一个名字。江安说,他一辈子从未杀生,做过最坏的事是阉割公牛。他希望自己下辈子能投胎做人,最怕投胎做饿鬼。

  无论是木锁匠人江安,还是雪山下的夫妇,都体现了《极地》拍摄上的特别之处:一方面,他们选取的人物皆折射出藏区不同于内地观众的生活经验;另一方面,摄制组又能让藏族人在面临第一次生子、信仰与情感间抉择这些生活命题时,抵达与人类共通的情感。

  拍摄中,摄制组会介入到被记录者的生活之中,为被记录者创造一个行动的契机,去启动一个个故事。

  比如“墨脱钢琴”那个故事。西藏墨脱县,路途艰险,至今未通公路。摄制组在路上碰见了一伙背夫,得知他们曾经将挖掘机拆散,背入大山深处。与此同时,摄制组得知在墨脱半山上的加热萨小学中,返乡归来的教师丹曲常教孩子们唱歌,却没什么像样的乐器。

  摄制组决定赠送给丹曲一架钢琴,但丹曲需要自己想办法将钢琴从附近的城市,运到未通公路、且处于半山的学校。丹曲几经打听,辗转找到一些曾将挖掘机背入大山的背夫,成功运回钢琴。这个故事的结尾,小孩子围在教师丹曲周围,在钢琴伴奏下,他与孩子们一起唱起了《邦锦美朵》。

  在拍摄驮盐队的故事期间,摄制组发现当地已经30年无人驮盐了。为了重现昔日驮盐队的经历,摄制组说服了现在已经60岁的、曾经的驮盐人次仁旺青。次仁旺青带着孙子,与驮盐队的老朋友,重启了一次以牦牛驮盐的旅程。

  藏族人对神灵敬畏、与自然的相处方式,以及一些古老的仪式,在驮盐旅程中一一得以呈现。

  而这种拍摄者的介入,是否会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?“并不影响真实性,他们不是演员,这就是他们的事儿,他们的经历,我们只是让他们在这个时空发生了而已。”执行导演张祎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解释说。

  拍摄期间,也有一些内容,摄制组拿捏不准是否会有较好的呈现效果。其中,最为明显的例子是“说婚人”。最初,团队中有人担心,说婚这个题材,可能太文字化,不适合用视觉表达。

  但他们依然选择拍摄了说婚人占堆。“说婚所处游牧时代的产物,会渐渐消失掉,现在已经很稀少了。此外,说婚者的唱词中有很多对日常生活的指导,有很多哲学层面的内容,这与藏族人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。”张祎说。

  纪录片中,说婚人占堆身处热闹的婚礼,显得有些落寞。结尾时,占堆表达了对逝去的时代的怀念:过去的婚礼中,人们会争着问他,世界是如何形成的?如何获得幸福?而他是那个代替神灵作出回答的人。

  拍摄接近了尾声的时候,团队欣慰地发现,找到的人物,远远比最初划定的人物要更精彩,“好多人物此前在任何媒体、纪录片中都未出现过,而且,他们很生动,不是一个行走的标签。”执行导演张祎说。

  “如果一定要固守住什么东西,反而是一种‘执着’”

  2016年6月26日,《极地》剧组在拉萨的一家烤肉馆中,吃了一顿杀青饭。执行导演张祎记得那天很多人哭得稀里哗啦,“六个月的拍摄真是太苦了!”

  这些苦包括:前往藏北的路上,路面极其颠簸,以至于一天下来,明明坐在车上,每个人的微信运动却显示4万多步;拍摄“格兰丹东夫妻”时,海拔5200米,又正处冬季,团队有人冻晕在寒夜中;离开林芝的路上,赶上雨季,一路塌方、泥石流,他们看到路边拦截落石的铁丝网,好多已经被砸成网兜状。

  杀青饭过后,摄制组返回北京,开始了7个月的后期制作工作。最初,他们剪辑的版本是每集50分钟,3个故事。在监制曾海若看来,这是他最喜欢的版本,“不紧不慢,比较从容”。但最终,由于中央电视台可以提供的播放时间有限等原因,他们又剪辑了一个每集36分钟的最终播出版本。

  此外,最初团队计划按照传统纪录片的手法,将每集归类为某一个主题,比如“山川”“河流”等。但在归类中,发现每集的内容本身,总是难以用某一个主题真正地概括。后来,曾海若决定干脆放弃归类,“归类反而会过度解读。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主题,片中所有故事讲的就是‘如何认认真真的活着’。”曾海若说。

  “认认真真活着”是曾海若看过《极地》以后最深的感触,“他们为什么会快乐,他们为什么会幸福,是因为他们认真地在干这所有的事情。之所以播出后口碑好,我觉得也是很多人认可这样的一种态度。”

  另外,与多数纪录片不同,《极地》最初就决定选择一位演员来配音。制片人胡小鹿看来,纪录片的市场较为小众,演员来配音能扩大受众群体。此外,她觉得很多演员的声音表现力很好,堪当此任。

  胡小鹿找演员的过程几经周折,“并不是所有演员都愿意”。找到演员杨烁时,杨烁时间正在苏州赶戏,却痛快答应且分文未取。最终,团队在苏州布置简易录音棚,利用杨烁晚上下戏的时间完成了配音。

  每个人物故事讲述前的片头字体,团队也颇花心思。导演程工找到书法家许静题写片名,并且找来书法家萧沈,题写片头人物的名字。“你不觉得这个字很扎手、很硬吗?我觉得从气质上符合这个(《极地》)风格。”执行导演张祎说。

  2017年年初,《极地》纪录片已经制作完成,播出过程却充满曲折。原计划在3、4月在CCTV10首播,由于题材涉藏,有关部门审片流程较长等原因,迟迟没有播出。此外,最初胡小鹿谈的网络独播平台是乐视视频,中途乐视出现危机,无法付清费用,只得修改协议为非独家。此后,胡小鹿又增加了与B站的合作。

  2017年12月末,《极地》终于在CCTV10、乐视网和B站播出了。但由于播出时间推迟,一些赞助商撤资,导致这个口碑极好的片子,现在仍未收回成本。制片人胡小鹿称,现在他们正在制作电影版的《极地》,后面应该还是可以盈利。

  《极地》最后一集播出结束时,豆瓣评分由9.2分升高到9.5分。它播出的最后一个故事,讲述了西藏最偏远的文布南村里的故事。这个村子中有梦卜师、黑帐篷传人等古老西藏中的角色,但就是这样一个村子,也已经开始制作广告牌,经营起家庭旅馆。

  “如何看待西藏越来越现代化,以及传统的消亡?”曾海若在西藏时,曾经问了当地寺庙中僧人这个问题,僧人告诉他“历史就是这样的,生活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,如果一定要固守住什么东西,反而是一种‘执着’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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